隋唐繪畫的壁畫閻立本《凌煙閣功臣圖》壁畫藝術在隋唐時達到極盛。當時宮殿、衙署、廳堂、寺觀、石窟、墓室都有壁畫裝飾。唐代壁畫繼承漢魏的傳統又有巨大發展，壁畫題材由圖繪人物及佛道故事擴大到表現山水、花竹、禽獸等方面，內容及u技巧/u上均大大超過前代。隋唐在長安、洛陽營造的宮廷殿閣，極為壯麗，為適應政治需要及美化環境的要求，其中大都有壁畫裝飾。唐太宗時閻立本奉詔在凌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圖》[即《凌煙閣功臣圖》]，表彰開國的功臣勛將。玄宗時，李思訓、吳道子先后在大同殿畫四川嘉陵江山水，“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跡，皆極其妙”，各具不同的風格。從唐人詩歌里還可見當時以畫鷹、獅、鶴等飛禽走獸來裝飾廳堂的現象，畫鶴名家薛稷在長安、成都等地廳署壁上都曾畫鶴，韋偃曾應杜甫請求在成都堂壁上畫馬。在近數十年考古發掘中,發現了大量唐代壁畫墓,其中以分布于陜西西安附近的唐代皇族墓室壁畫最為精美(見隋唐墓室壁畫)。壁畫依墓道、天井、甬道、墓室不同位置設計繪制，內容包括出行、儀衛、樂舞、宮女內侍等,其中以位于陜西三原之李壽墓壁畫,位于乾縣之李重潤墓壁畫、李賢墓壁畫、李仙蕙墓壁畫最為突出。李壽墓中長達6米的《狩獵圖》畫叢山峽谷中數十名獵手圍獵，紛亂中有章法。李賢墓墓道東壁長達12米的《狩獵出行圖》，畫中人物掣鷹攜犬騎馬奔馳在長安大道上，反映了貴族耀武揚威的氣勢；《馬球圖》畫體態矯健的球手們馳馬爭球，形象地記錄了唐代流行的體育項目；《客使圖》表現三個外族使節在唐朝官員引導下的進謁場面，反映了唐王朝與邊遠各政權的密切關系。李重潤墓之《闕樓圖》巍峨壯麗，儀仗隊伍氣勢莊嚴，場景浩大。李賢墓與李仙蕙墓中的《宮女圖》面龐豐滿，身姿優美，眉目傳神。這些壁畫大都出于宮廷畫工之手，描繪了人物、仕女、界畫、山水等各種形象，線條或嚴謹勁簡，或灑落而有氣概，用色絢麗燦爛，顯示了初、盛唐時期的繪畫水平。隋唐時期宗教壁畫創作出現高潮，遍布各地的大量寺觀中皆有壁畫，長安、洛陽兩地寺觀壁畫大都是名畫家的手筆，畫跡早已不存，其盛況在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兩京外州寺觀壁畫》及段成式《寺塔記》中有較具體的記錄（見隋唐寺觀壁畫）。唐中葉以后，四川地區寺觀壁畫非常隆盛，宋代黃休復《益州名畫錄》詳盡記載了大量生動的資料。唐代寺觀壁畫氣勢恢宏，色彩燦爛，題材上一反南北朝流行的宣揚以犧牲及苦修為內容的本生故事，而大量盛行歌頌天國的美好和歡樂的經變畫，寺廟壁畫中大量圖繪《西方凈土變相》，名僧善導大師一生曾圖繪凈土變相300余堵。宗教壁畫中也出現不少描繪現實生活的場景，神佛形象具有人的氣質,甚至菩薩如宮娃，以貴族的姬妾歌伎為模特兒，有的寺廟中還畫有高僧肖像。唐末黃巢起義，僖宗逃到四川，回長安前畫其像及文武百李賢墓《狩獵出行圖》僚像于成都大圣慈寺，是一幅規模巨大的群像。山水、花鳥也在寺觀中出現，吳道子常于佛寺畫怪石崩灘，王維在清源寺畫輞川圖，張詢在成都昭覺寺畫三時山，刁光胤在大圣慈寺畫四時雀竹等都受到人們的稱贊。以上種種跡象清楚地顯示了宗教壁畫中有明顯的世俗化傾向。寺觀壁畫在很多名畫家的創作中占有很大比例，閻立本、尉遲乙僧、張孝師、范長壽、吳道子、皇甫軫、劉行臣、周□、孫位等都以擅長壁畫享有盛名。他們的作品有著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個人特色。隋唐寺廟壁畫早已頹廢不存，但石窟壁畫卻有很大部分遺存下來，其數量和藝術水平都大大超過往代。由于國力強盛，絲綢之路暢通無阻，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流，新疆地區克孜爾石窟、庫木吐□石窟及森木塞姆石窟的壁畫更加精美，并有著鮮明的地區特色。敦煌莫高窟壁畫至唐代達到繁盛的頂點，現存唐窟200多個,幾乎占現存全部石窟的半數，其中大型洞窟,如初唐220窟、217窟，盛唐103窟、130窟等，以其壁畫規模之宏偉，內容之豐富，造型之準確，色彩之燦爛，非其他時代所能比擬。大幅的經變畫，特別是大量的西方凈土變相，以巨大的場景畫出樓臺殿閣、七寶蓮池、歌舞伎樂的一切美好的景物，是唐代繁榮富庶的社會經濟的曲折反映。彌勒經變、法華經變、觀音普門品等壁畫中畫出了行旅、嫁娶、農耕、收獲等大量生活場景，壁畫中創造了佛、菩薩、弟子、天王等栩栩如生的形象，飛天凌空飛舞，尤具有浪漫主義色彩。供養人中的豪門權貴的形象也占據重要壁面，盛裝艷服，攜帶親屬奴婢，如130窟樂庭□及王氏夫人供養像，156窟《張議潮出行圖》等都以巨幅畫顯示其權勢地位的顯赫。大量畫跡的保留為研究唐代繪畫及社會歷史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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