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說，等我死了，你們再把我運回家鄉。他的這種精神，更對我們的發掘工作產生了很大的激勵。”特約攝影王警
陜西考古學家講述從石器時代考古轉向秦漢考古的經歷◇人物
魏京武
研究員，曾任陜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陜西蒲城人，1956年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60-1993年期間從事新石器時代考古，1994-2002年期間參與了秦俑二號坑的發掘工作。
◇發現背后秦俑二號坑
秦俑二號兵馬俑坑位于一號坑的東端北側，兩坑相距20米。二號坑平面呈曲尺形，俑坑東邊有四個門道，西邊有五個門道，北邊有兩個門道，門道都呈斜坡形。二號坑東西長124米，南北寬98米，面積約6000平方米，距離現在的地表深約5米。
兩度發掘李家村，推翻安特生的結論1960年，我被分配到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從事史前考古。1961年3月，我去了西鄉縣葛石鄉李家村遺址進行發掘。這個遺址是1959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漢水考古隊調查發現的，1960年的時候做過試掘，發現一些陶器組合在當時來說比較特殊，和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陶器不完全一樣。特別是包括一種三足的罐在內的三種陶器比較少見。夏鼐先生和石興邦先生覺得很特殊，覺得有必要做進一步的發掘工作。
我就帶著考古隊去了。我在那里發掘之后發現，這里的陶器和仰韶文化有一定的區別，1961年發掘以后，我把這些標本都帶回來。石興邦先生帶了一些到北京給夏鼐先生看。夏鼐先生看了以后，覺得很可能是仰韶文化前身的一種文化，比半坡的遺址還要早一些。
我們就把它命名為李家村文化。幾乎是同時，北京大學的嚴文明先生在華縣的老官臺也發現了類似陶器，后來我把李家村文化歸入了老官臺文化。在此之前，新石器時代最早只到了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上世紀20年代，瑞典的安特生在中國通過一些調查，得出結論說，仰韶文化是從西亞傳入中國的。而李家村、老官臺遺址的發掘把新石器時代往前推了7000年左右，而且與安特生的結論不一樣。由于當時的社會形勢，這里的發掘后來停止了。大約是在1974年左右，我們所的另外一個同志在這里做了一些工作，把標本拿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做碳14測定，結果發現，測定的年代為4600多年，這樣的話，比仰韶文化晚得多。
我幾次碰到夏鼐先生，他認為，這個數據不太可靠，讓我再去做這個工作。
1979年，考古工作全面恢復了，我再度來到了李家村挖了一個探方采集碳標本，一個月時間就完成了工作。經過測定，距今為6900年，比仰韶文化要早。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1974年的那次測試，因為我們所的同志沒有參加1961年的發掘，他是在斷崖上采集的上層龍山文化的標本。
1980年，我又到何家灣遺址進行發掘。這個遺址也是1960年考古調查時發現的，也在西鄉縣。這里主要是房屋基址和墓葬。我們在這里的最大收獲是，在仰韶文化上層有龍山文化，在仰韶文化下層，壓著李家村文化，三種文化的地層關系非常清楚，從碳14測定上，也證實李家村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到1982年底，這里發掘工作全部完成，發掘面積兩千多平方米。1983年秋天到1985年，我們又對龍崗寺遺址進行了發掘。這個遺址位于陜西省南鄭縣石拱鄉愛國村的西北部，有一個很完整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墓地，有三百四十多座墓。因為何家灣所發現的地層關系只是孤證，因此我們到這里做了發掘，使先前的結論得到了證實。
可以說，我主持的幾次考古發掘推翻了安特生的說法。接著，安康修水電站，我們就在淹沒區進行了發掘。
遺址雖多，但文物并不豐富。
在五年多時間里，我們不僅做了一些發掘，而且做了一些搬遷古塔、古廟宇的工作。
1990年以后，寶中鐵路修建，我們又對沿線做了一些發掘工作，其中有春秋戰國時期的墓葬。
參加秦俑二號坑的發掘1994年，秦俑二號坑正式發掘。秦俑博物館館長袁仲一與我關系很好，他對我說，你來這里做吧。我有一點猶豫。因為在此之前，我一直做的是新石器時代和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秦漢考古還沒有做過。但是，考古發掘的技術和程序基本都是一樣的。而且，新石器時代的地層比秦漢更復雜，袁仲一認為沒有問題，我就去了那里。從1994年6月到2002年8月，我一直在那里工作。我們在這里發掘了三千多平方米，把二號坑全部揭露出來了。每周一，博物館來一個車把我接到那里，周五下午又把我送回來。
秦俑二號坑的發掘是陜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秦俑博物館共同組織發掘的，具體的工作由秦俑博物館負責。這里在1977年曾經進行過試掘，之后又回填了。在1993年年底，二號坑遺址保護大廳上面的房子已經蓋好了，發掘工作就在房子底下進行。發掘前，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了發掘方案專家論證會，并成立了由國家文物局領導的秦俑二號坑發掘專家組，專門指導二號坑的發掘和文物保護工作。在兩天的討論中，通過了發掘方案。
方案決定把二號坑的發掘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清理俑坑上部的土層，把棚木全部揭出來；第二階段清理二號坑北部一、四單元下的遺跡、遺物；第三階段，清理二號坑南部二、三單元棚木下的遺跡、遺物。全部工作爭取5-7年時間完成。1994年3月1日，還舉行了發掘典禮，國家文物局局長、陜西省省長等官員以及專家學者共有三四百人參加。當年10月14日，秦俑二號坑兵馬俑正式對外開放，三千多名國內外人士首次參觀了發掘現場。此后，每天都有五六千人，有時一二萬人到這里參觀。我們的工作情形，也暴露在觀眾的眼皮底下。
二號坑是一道一道的，下面放秦俑，上面是棚木，再用土覆蓋。我們劃分了24個20×20米的探方，每個探方又用十字隔梁分為四個小區。我們做的第一階段的工作是清理俑坑上面覆蓋的土層，把坑頂3600多平方米的的棚木遺跡全部揭露出來。
二號坑的邊墻、隔墻、門道、封木門等都全部揭示。在俑坑內，有修俑工人的足跡、鞋印等痕跡，門道上遺留了工人運送物品時留下的車轍。
其中，包括雙輪車和獨輪車。而工人留下的烤火痕跡和暴雨沖刷的水流跡象，又可以證實，二號坑的修建歷經了冬季和夏季。在發掘二號坑的過程中，我們經歷了許多困難。由于坑內潮濕、高溫，遺址大廳又是封閉式結構，腐朽的棚木適宜霉菌迅速生長，每次殺菌都要用去一噸多的化學藥水，空氣中總彌漫著一股藥水味。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工作，很多人都得上了關節炎。1994年夏季，大多數人都患上了皮膚病。
直到遺址大廳的通風條件改善后，發掘現場的空氣濕度降低，大家的皮膚病才得以痊愈。也是在這一年的8月，我們隊的王玉清在工作的時候突然跌倒，掙扎著爬起來后再次跌倒在坑邊。送往附近的解放軍三十三醫院急救后，診斷為腦血栓。從此以后他癱瘓在床，說話言語不清。
兩個兒子都要接他去住，但他不習慣，堅持住在考古隊的一間平房，他的老伴只好過來服侍他，每天晚上，他都要坐在輪椅上，由老伴推著他到俑坑附近轉一圈。他還說，等我死了，你們再把我運回家鄉。他的這種精神，更對我們的發掘工作產生了很大的激勵。
由于我家和石興邦先生住對門，作為秦俑二號坑發掘專家組成員，我每次回家時，他都要詢問二號坑的發掘情況并提了很多建議。此外，他還多次到現場指導。二號俑坑第一階段的工作結束后，一些考古專家如宿白、俞偉超等人都給予了很高評價。1999年，秦俑二號坑發掘專家組獲得了1996-1998年全國優秀田野考古一等獎。
1600張照片拼成秦俑二號坑全景1996年，二號俑坑上面的土全部清理完畢，3600平方米的棚木全部被揭示。要發掘二號坑，必須要把棚木去掉。而一旦揭去棚木，就再也不能復原了。此前的一號坑發掘就沒有留下棚木的原形，這次不能重蹈覆轍。我馬上提出建議，做一個棚木模型，全面展示二號坑的原形。
我提出這個建議后，袁仲一館長立即表示支持。于是，我們花了幾十萬元，做了一個十五分之一的模型。
做棚木模型的時候，我們專門成立了課題組。首先，我們就制作模型所需要的材料、儀器做了很多的調研。選泥型用土的時候，工作人員專門把不同的土壤樣品送到西北化工研究院，對土的各種性能和指數進行了測試分析，最后選定了紅色膠泥土。
為了獲得精確的數據，我們在二號坑內設立了控制測量網，建立遺跡測點一萬多個，并把每一個測點放在對應的制作模型上。僅測繪草圖，就畫了一千多張。由于模型巨大，制作時間很長，為了防止泥型干裂變形，課題組指定專人每天日夜定時灑水保養，上面用濕布蒙蓋，頂上還搭了塑料布棚，同時注意控制溫度、濕度，使它經過兩年多仍然保存完好。為了讓棚木腐朽后的紋路真實顯現，另一個同志實驗了多種方法。從這個模型上，人們可以看到二號坑的棚木全貌。
除了棚木模型，二號坑的全景照片也讓我們頗費了一番心思。按照常規，拍攝這樣大規模的考古工地的全景照一般是用飛機在空中拍攝。
可是，二號俑坑上面已經蓋了保護大廳，怎么拍全景照片成了一個難題。考古隊的專職攝影師一開始采用了人工拼圖的方式。他們爬上大廳網架的橫梁，對地面做俯視定點拍攝。然后把照片對照著圖紙進行剪裁、拼接。由于拍攝的光線、角度不統一，拼接起來誤差很大，而且色調也不理想，無法達到基本的要求。
此時，考古隊的發掘都受制于全景照的拍攝。袁仲一下令，不拍完全景照，就不允許發掘。最后，大家提出了新的拍攝方法并用計算機拼圖。
我們在二號俑坑上面布置了縱橫坐標系的方格形拍攝控制網，然后把相機懸吊在控制網的縱橫坐標點上，鏡頭垂直對著拍攝對象，操作者在下面用遙控器控制拍攝。
這種方式使得全部俑坑所需要的照片拍攝角度基本一致，光線和色調也比較接近，同時減少了人手操作的誤差。通過對燈光的布置和事先的計算，并檢驗了試拍效果，我們共拍了兩千多張照片，最后選了1600張。然后用計算機拼接成一幅全景圖。（信息來源：新京報 魏京武/口述、記者張弘/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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